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时任陕甘总督、一等嘉勇侯的福康安，在奉命率军渡海赴台湾作战、前后历时四个月之后，终于平定了绵延近两年之久的‘林爽文起义’。

而台湾平定的消息传回京师后，乾隆帝在大喜之下晋封福康安为‘一等嘉勇公’，并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黄腰带、金黄珊瑚朝珠；福康安的副将海兰察则进封‘三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赏紫缰、金黄辫结、珊瑚朝珠；福康安的得力部将台斐英阿也升授为镶黄旗护军统领。

平定了‘林爽文起义’之后，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一月奉旨调任闽浙总督，统管福建浙江两省的军务。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在清军南下干涉安南（今越南）政权更替、扶植后黎国王黎维祁、压制新兴的西山阮氏王朝过程中，清军主帅、两广总督孙士毅先胜后败，从安南铩羽而归，清朝干涉安南内政之役宣告失败。

孙士毅出兵安南事败不成后，乾隆帝将其革职论罪，再调闽浙总督福康安为两广总督，负责处理‘招抚’安南的后续事宜。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福康安由福州抵达了兴化府，并向乾隆帝上奏请求以军事威慑来迫使安南西山王朝国王阮惠（即阮文惠、又名阮光平）畏惧天朝上国的威严，而最终纳款拜关乞降的应对策略；对福康安所提出的对安南策略，乾隆帝表示极为赞同，让其放手去做。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福康安率精锐军队驰抵达了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摆出了将再次大举进攻安南的架势。而安南实际统治者阮惠虽然成功击败了孙士毅所率的清军，但依旧忌惮清朝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不愿再与清朝开战。

再加上此时西山王朝与暹罗（泰国）的关系十分恶劣，阮惠更担心要是不与清朝‘议和’的话，西山王朝将受到清朝、暹罗联军的的腹背夹击；因此，在福康安率军抵达了镇南关之后，阮惠便有意与清朝罢兵讲和。

与此此时，福康安也指派文官、广西左江兵备道汤雄业给阮惠送信，称：“黎维祈（即安南后黎朝末代国王）弃国而逃，天朝断不复以安南畀之”，暗示阮惠可以‘纳款求和’。

于是，都有意议和的清朝、安南双方就此定下了‘和议协定’，阮惠随即正式遣使向清朝求和，又将收留的清军俘虏全部遣送归国，以示敬服天朝上国之意。

随后，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之际，已经改名为阮光平的阮惠亲自率使团到避暑山庄朝拜乾隆帝（也有一说，阮惠是找替身代替自己入贡），贡献方物，并上表乾隆帝求封；而乾隆帝大喜之下当即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赐其宴与诸亲王同席；清越战事就此彻底结束。

因‘安定西南、招抚安南’之功’，福康安再受乾隆帝嘉奖厚赐，并将两广军政事务一体交由福康安办理，宠爱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但此后福康安在两广的仕途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一帆风顺，乾隆帝为避免其得意忘形之下骄纵跋扈、藐视国家法度，也有借机对其‘施以薄惩’的时候。

任两广总督时，为了自己在京师家中的修建事宜，福康安曾授意党众、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为其置办木料；而李天培为了讨好福康安，特地动用手中权力让湖广粮船私运木材，送往京师福康安家中。

恰好此事被巡漕御史和琳（和珅之弟）得知，而在和珅的指使（以及乾隆帝的默许下），和琳出面弹劾福康安公器私用、实为国家巨蠹；福康安不得不向乾隆帝上 疏请罪。乾隆帝严旨让福康安自劾，然后罚了他三年总督养廉银，再加罚一等公俸禄十年，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小小敲打一下，后来很快就免除罚俸了）。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因‘入藏驱廓’之战急需得力大臣亲往藏地统一指挥，而现任驻藏大臣鄂辉、雅满泰二人资历较浅、威望不足；领队大臣、四川提督成德（前成都将军）也有‘濡滞失机’的过失和不足，因此乾隆帝选定了曾成功参与平定大小金川、甘肃民变、台湾起义的两广总督福康安返回京师，准备授其全权指挥藏地军队、对廓尔喀入侵军全面作战的重任。

九月二十五，福康安奉旨由广东回到了京师，乾隆帝加授其将军衔，命其紧急入藏统管藏地军政要务。而福康安当年平定台湾时的主要副手海兰察、台斐英阿则奉旨一并来京、兼任参赞大臣，与福康安一起率关外索伦、达斡尔兵一千五百名（领兵主将乌什哈达、岱森保），自京师由陕甘经青海入藏，出兵征讨犯境的廓尔喀入侵军。

奉旨由京师经陕甘、青海一线随福康安入藏的清军官兵有——福康安本人及其随从卫队约二百人、海兰察及台斐英阿并御前侍卫一百人、乌什哈达与岱森保所率索伦达斡尔兵一千五百人；合计大约一千八百人左右。

（另一路入藏清军则由孙士毅、奎林率领，自川西向藏地进发；不过奎林在半途不幸因旧伤复发去世，只有孙士毅一人率军入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二十九，福康安回京后仅仅在京师待了四天，就马上率军启程，由山西、甘肃、青海一线入藏。十一月，还在半途中的福康安收到了乾隆帝的谕旨——乾隆帝在谕旨中说此时青海口外已到隆冬季节，如果由此路入藏的话必然艰难险阻重重，所以命福康安可以自行改道前行，选择有驿站的入藏道路，即使比指定抵藏日期稍晚抵达也无事。

但福康安自出仕、尤其是亲身上阵作战以来勇猛好斗、敢于冒险，认为此时藏地军情紧迫、不宜迟滞进军时间，以免产生后患；于是，福康安依旧按原计划准备从西宁入藏。

此时，由甘肃至青海一路上‘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行军困难重重；但因福康安指挥得当、官兵行走迅速，这才避免了‘粮草未济、人马困乏’的困境。

十一月十五，福康安与所率的军队安全抵达了青海西宁，时任陕甘总督勒保、青海办事大臣奎舒则奉旨为福康安及其部下筹办车马、粮草、后勤台站、沿路向导等一应事宜。

而就在福康安等人尚未入藏的十二月，已经先期率军入藏并驻防藏廓边境的领队大臣、四川提督成德，与驻藏大臣鄂辉配合，率清军和嘉绒藏兵主动出击，在拍甲岭一役中用火攻烧死了侵占聂拉木的绝大多数廓尔喀兵，为后续的军事反击行动开了个好头。

在福康安到来之际，勒保与奎舒在青海一共准备了近五千匹马，供入藏官员将领及兵丁骑用，另外在入藏藏沿途设立了传递文书和信息的专门台站，派兵驻守以维护后勤供应。

十二月初一，在西宁只休整了四、五天的福康安冒着严冬和凌冽的寒风，由当噶尔东廓尔（今青海西宁西）出发，率军走上荒凉崎岖、杳无人烟的唐古拉山，日夜兼行入藏，期间在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上度过了乾隆五十六年的除夕和乾隆五十七年正旦。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初三，福康安大军抵达了青海与藏地的边界，正月二十顺利到达拉萨，全军人马皆无大的损失；而自西宁至拉萨，全程超过四千六百里（指道路而非直线距离）、沿途人迹罕至、仅有少量后勤台站补充。

福康安率部冒着严冬寒风跋涉数千里，步行五十天就从西宁抵达了拉萨。而当时自西宁入藏，一般情况下需一百二十日左右才能完成全程，福康安在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上的行军速度，真可谓是‘神兵突进’、旷古未有！

福康安率大军顺利抵达藏地、进入拉萨后，在接见八世达赖派来迎接自己的噶厦高级僧俗官员、向他们详细地询问廓尔喀军队两次入侵犯边的前因后果，另外向已经在藏地边境指挥作战的鄂辉、成德等人下手札盘问，令二人将藏廓冲突的先后事情、内中原委据实以回复，以备后续作战时采纳应对。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三，到达拉萨三天后，福康安前往布达拉宫，正式会见八世达赖以及暂避在此的七世班禅等人；在会面时，福康安以亲自宣读乾隆帝谕旨的形式，再次传达乾隆帝嘉许八世达赖与七世班禅深明大义、坚定意志、与朝廷同心、守护藏域安定、不听前任驻藏大臣保泰‘内迁避祸’的妄请做法。

福康安还在会面中正式向八世达赖、七世班禅提出——将来边事安定、办理相关善后事宜时，必须奉旨在藏地另立新的事务《章程》，以逐条办事、有矩可依，务使边圉从此永宁。

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的回答都是‘谨遵大皇帝谕旨、卫藏僧俗民众无不奉旨而行’；对此情形福康安相当满意，等到宣读谕旨及公事商谈完毕，福康安斟酌实情，遵佛法向八世达赖、七世班禅施行大礼。

当时，八世达赖与七世班禅都婉拒福康安的行礼，但后来在私下里再次会面时，福康安依旧向八世达赖（七世班禅未知是否有私下会面）行了合十叩首大礼。

福康安抵达藏地后，远在京师的乾隆帝命他迅速出兵、不使在藏廓边境顽抗据守的廓尔喀入侵军任何的喘息之机，并尽快收复后藏失地。而此时在藏地集中的清军（索伦八旗及绿营）、地方藏军、嘉绒土司军（即大小金川屯田土兵）一共有一万六千人，粮饷后勤车马补给也十分充足。

并且，清军目前的‘第一勇将’、福康安最得力的军事助手、参赞大臣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也及时赶到了拉萨，这就给了福康安与廓尔喀开战的最大助力和充足的底气。

于是，在拉萨停留了二十七天后，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二月二十启程前往后藏边境前线，预备发起对廓尔喀的反击作战。在此期间，四川提督成德已经先期出兵收复了聂拉木官寨，廓尔喀入侵军将领呢玛叭噶嘶、踏巴被击毙。

当年二月，成德又率军攻克了聂拉木西北碉寨，俘廓尔喀主将‘玛木萨野’之侄‘咱玛达阿尔曾萨野’，将廓尔喀入侵军队全部消灭；至此聂拉木重归清军与藏兵控制。

自福康安抵达藏地后，凭借着他之前的赫赫武功以及在朝廷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威望，还有源源不断汇集到藏地的庞大军队的声势，向廓尔喀一方成功地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威慑力。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二月，福康安在率军向后藏进发的途中，分别传檄给布鲁克巴（今不丹）、哲孟雄（今锡金地区），以及大山以南的作木朗、披楞（即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势力，要求他们一起发兵合攻廓尔喀，各分其地。

在福康安传檄各处的同时，八世达赖也于当年二月初九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敦促其请勿听信廓尔喀求援的‘妄言’，出兵援助；但上述各地在接到福康安的檄令后，态度和反应消极，大有旁观之意。

当时，福康安曾同时传檄晓谕廓尔喀王子（即廓尔喀摄政王巴都尔萨野），希望双方能够和平相处、同时罢兵；但福康安在檄谕中口气强硬地警告廓尔喀统治者：如果执意开战的话，清朝也将准备迎战。

接到福康安的‘传檄’后，廓尔喀上下不以为然，在回信中百般狡辩推脱，就是不愿意放弃之前在入侵藏地时获得的好处，还妄想继续保持廓尔喀在藏地的‘特殊地位、利益’。

而福康安奉诏检读廓尔喀答信后，认为廓尔喀滋扰在前、诡谲在后，毫无悔改之意，实堪痛恨，当痛击而严惩之。

恰好，当年三月十五，乾隆帝特授福康安为‘大将军’（诏命传到藏地时已经是四月了），使其等列威严在普通的外省驻防将军如成都将军、西安将军、杭州将军之上。福康安因此取得了藏地所有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因此决心出动大军给予廓尔喀雷霆一击、彻底粉碎其觊觎藏地的扩张野心。

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清军征伐廓尔喀之役过程。